徐特立是杰出的革命教育家,毛泽东称他为“坚强的老战士”,周恩来说他是“人民之光,我党之荣”。作为“延安五老”之一,徐特立还是一位具有深厚诗词功底、才华横溢的诗人。徐特立曾说:“一首诗,描写一个情感,也许比一大篇论文还更深刻”,他经常作诗,或咏物寄情,或抒怀述志,留下了不少脍炙人口的诗篇。
(一)
1877年,徐特立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县的一个农户家庭,9岁那年,父亲送他进蒙馆读书,后因家庭遭遇变故,生活难以为继,不得不中途辍学,寻求谋生之路。他选择做私塾老师,一边维持生计,一边继续读书。当时,清政府对外卑躬屈膝,懦弱无能,步步妥协与退让,对内残酷镇压,鱼肉百姓,时时作威又作福。面对这个疮痍满目的社会,徐特立大声疾呼:“为恶既无恶报,为善既无善报”,他对黑暗的社会现实进行了无情的揭露,试图唤醒循规蹈矩、安分守己的老百姓起而反抗。
1905年,徐特立考入了宁乡速成师范学校,毕业后,他与朋友们合作创办了梨江高等小学堂、五美乡初级小学。而后,执教于周南女校、修业学校。在教书的过程中,徐特立逐步确立了教育救国的思想,决心对教育进行改革。辛亥革命后,徐特立创办了长沙县立师范学校,在毕业典礼上,他专门为学生作了一首《毕业歌》:“休夸长沙十万口,子弟不教非我有。十八乡镇半开化,少数通人难持久。莫谓乡村阻力多,盘根错节须能手。莫谓乡村馆谷薄,树人收获金如斗。大家努力树桃李,使我古潭追邹鲁。”在这首诗中,徐特立慰勉毕业生切莫害怕“阻力多”、切勿忧愁“馆谷薄”,鼓舞毕业生为“树人”“树桃李”而不懈努力,为古潭(即长沙)培养大量的人才。此后几年里,徐特立任教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,毛泽东、蔡和森、何叔衡、李维汉等一批党的领导人都接受过他的教育。
1919年,徐特立赴法勤工俭学,其间还前往比利时和德国,对这几个国家的中小学教育进行了深入细致考察。1924年回国后,徐特立继续投身于他所钟爱的教育事业,创办了长沙女子师范学校,并兼任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的校长。任职校长期间,徐特立有对学生真挚的赞扬和鼓励:“人人共道伯箴强,一跃先登上女墙。倘使女儿皆若辈,立将衰弱转强梁”;也有对学生耐心的批评与教育:“脚尖踏地缓缓行,深恐眠人受我惊。为何同学不相惜,不出嘻声即足声”;还有对学生殷切的关心和规劝:“我劝汤生并劝余,劝君休业莫踌躇。为何瘦得皮包骨,不爱身躯只爱书”;亦有对学生谆谆的教导和告诫:“半截粉条犹爱惜,公家物件总宜珍。诸生不解余衷曲,反谓余为算细人”。这一首首简单明了的小诗,既是他关怀和爱护学生的体现,也是他希冀学生能够青出于蓝、后来居上的愿望。
(二)
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,徐特立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,并参加了南昌起义。1928年,徐特立被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。两年后,他返回国内,进入苏区,创办列宁师范学校,开展扫盲教育。1934年,57岁的徐特立参加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,到达陕北后,负责陕北的教育工作。
全民族抗战时期,为打败日本帝国主义者,国共开展第二次合作,结成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。1940年,徐特立以《送董老赴京》为题,写了6首诗赠与即将赴重庆参加国民参政会议的董必武。诗中不仅有对董必武不顾皓首、鞠躬尽瘁的讴歌和赞美:“不拟霜同鬓,唯将国作家”,也有对远在家乡的亲人的思念和牵挂:“妻老孤孙弱,长沙有我家。寄书长不达,传说被搜查”,还有对国事的关切和忧虑,诗中写道在“万国王冠落”“吾华警烽火”的国际国内复杂严峻形势之下,国共两党应“蔺廉重好合,萁豆弗相煎”,改变此前对峙相持的局面,齐心协力,共御外侮。回顾华夏百年的屈辱和苦难,“国存在更生”“殷鉴即长城”,告诫世人应该汲取过去的经验和教训,不依靠外力,独立自主,自力更生;强调“巢覆卵无幸,舟穿客悔迟”,国家前途和个人命运生死相依、休戚与共,有国才有家,无国不成家。全诗虽以送行为题,但字里行间却流露出徐特立忧国恤民、心存天下的深挚情思。
(三)
1945年,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,徐特立当选为中央委员。1946年夏天,蒋介石违背“双十协定”,公然挑起内战。翌年初,国民党准备进攻延安。徐特立遵照党中央安排,提前撤离延安客居绥德。适值徐特立七十大寿,党中央决定在延安为他举行祝寿大会。徐特立为此写了一首诗,题为《七十客绥,哀吕梁灾民并自寿》。这首诗将国共各自统治区域内人民的生活进行了对比,在国民党统治的吕梁地区,“蒋阎肆虐政,灾民遍吕梁。败絮不蔽体,充饥惟秕糠。老弱转沟壑,少壮半逃亡”,人民生活饥寒交至,流离颠沛,苦不堪言。而在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,“家家有余粮”,人民安居乐业,甘之如饴,虽然吕梁和陕甘宁边区只有“黄河一水隔”,但却似“地狱与天堂”般相差悬殊,甚至于共产党用“法币八万万,购棉又购粮”来“济河东”。同时,徐特立提议这次祝寿:“瓜果代鸡豚,清茶代酒浆。题字代寿联,词短意更长”,希望能够打破常规,“不落旧窠臼”。徐特立的这首诗,在谴责国民党蠹国害民和称赞共产党济世安民的同时,也充分展现了他勤俭节约、艰苦朴素的高尚情操。
1949年,72岁的徐特立跟随党中央进入北平(北京),接手全国文化教育工作。虽步入古稀之年,但“老骥伏枥,志在千里”,他为自己制定了一个继续学习工作20年的计划,每天工作时长均在8小时以上。1968年11月28日,徐特立与世长辞,享年91岁。党中央称徐特立的一生是“光荣的一生,革命的一生,伟大的一生”。(任惠霞)